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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军总医院有四位百岁军医，老年医学专家牟善初、口腔医学专家周继林、胸心外科专家苏鸿熙和妇产科专家叶惠方。他们是医学泰斗，在各自领域开创了多个国内先例，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自始至终把病人放在第一位，处处为病人着想，诠释着医者仁心。
1957年2月元宵节刚过，年轻的苏鸿熙结束了7年的留学生活，带着他新婚不久的美国妻子，辗转6个国家，耗时52天，行程近10万里，终于回到了祖国。
苏鸿熙的回家路之所以走的如此坎坷，不仅仅是因为他娶了一个美国妻子，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将在美国自费购买的两台国内急需的心肺体外循环机带了回来。
回国后，苏鸿熙先后开创了我国首例体外循环心脏手术，首次开展了应用人造血管进行主动脉-颈动脉搭桥手术，为先天性心脏病和冠心病患者带来了福音。虽然文革期间受到了冲击，但是他的初心始终未变。
1958年，胸心外科专家苏鸿熙教授开展了国内首例体外循环直视手术，为一名心脏室间隔缺损的儿童进行体外循环修补术。
这种手术，难度大、耗时长，1953年美国才安全应用于临床。5年之后，学成归国的苏鸿熙，就在中国成功完成了此类手术，这使新中国的心脏外科学迈入世界医学先进行列。
医者父母心，为了能让患者少花钱，苏鸿熙教授还自己发明创造了一种自体血液回收机。这种装置可以将患者手术中的出血收集起来，经过过滤、分离、清洗和净化后再回输给患者。
他，也是一位百岁军医，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医学的专家牟善初。1943年，医学院毕业的牟善初在毕业分配时有两种选择“民用”或“军用”。但是需要抓阄决定，当时牟善初抓到了“民用”，他主动和同学换成“军用”，奔赴云南腾冲的抗日前线。解放后牟善初除了负责临床的工作还承担着教学任务。
1957年，牟善初率先在国内开展了心导管以及心脏造影术检查，为复杂的先心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重要依据。他是我国医学超声波早期应用的倡导者，并创建了我军第一个老年病研究室，是中国老年医学的奠基人。
一次，一名老年患者因患急性大叶性肺炎，大剂量用抗菌素后，开始出现严重腹泻，病情危重。40多位专家会诊后意见不一，牟善初当场拍板，停用抗菌素先遏制腹泻，自己愿意承担这一切责任。在众多怀疑的目光中，病人开始好转，可年过60的牟善初却由于体力消耗太大，精神极度紧张，昏倒在病人的床边。
唐朝名医孙思邈所著的《备急千金药方》第一卷有一句叫：“大医精诚”，所谓“大医”不仅要有精湛的医术，还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对待病人要有仁爱之心。如今时代发展了，但是人们对于好医生的定义却一直没有改变。这四位老专家，不仅医术精湛，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只要是为了病人，依然“随叫随到”。
解放军总医院还有一位百岁军医——口腔医学专家周继林，1947年，谢绝了美国医院对她和爱人的邀请，完成进修后回到祖国，准备着手建立我国自己的口腔颌面外科。1949年5月，新中国解放前期，国民党军队撤退大陆前网罗各类人才，周继林和她的爱人洪民教授是上海著名的口腔医学专家，为了让他们去台湾，国民党官员三天两头上门游说，面对诱惑，周继林夫妇态度坚决，明确表示要留在大陆。夫妻二人为此事先买好吃的用的，然后用木板和钉子把自家的大门从里面封住，这一封就是十多天。
国民党军队撤退后，一天清晨，周继林打开窗帘，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外面的解放军战士都不占民房，睡在街上，这让他们很感动。
正是她看到的这一切，成为她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让她和丈夫一起成为了一名人民军医。他们夫妇从最初借来一张病床建立牙科起步，逐渐扩大成为拥有44张床位的独立病区，很快又扩大成为全国口腔颌面外科中心，以此为标志，中国只有牙科门诊而没有牙科临床的时代结束。
而周继林教授为了能让更多的经济能力差的患者看得起病，让医院把她的专家号改成了普通号。
同样把专家号改成普通号的还有妇科专家、百岁军医叶惠方教授。
1949年，叶惠方的叔叔为她买好了去台湾的机票，叶惠方一样态度坚决地要留下，日后她和恩师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一起，为新中国的妇产科奠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1999年的春天，已经是83岁高龄的叶惠方接诊了一位从外地农村赶来的患有先天性肛门闭锁的小患者。患者家庭贫困无钱治疗，叶惠方不仅为他垫付了医药费，还把患者和家人接到自己家，一住就是40多天。
不久前，叶老查出了癌症，当她了解了自己的病情后，拒绝住院做详细的检查和治疗。
四位百岁军医都是党员，其中苏老是99岁才入的党，他们都经历了新旧两个时代，有的在革命战争时期就投身民族解放事业，有的在海外留学辗转回国，新中国成立后积极投身兴国大业，虽然也曾遭受坎坷挫折，却始终坚守初心，耄耋之年依然工作在治病救人一线。他们不仅医术高超，还总想着怎么帮助病人，怎么为病人省钱，甚至自己贴钱买设备。他们用仁心仁术诠释了“大医精诚”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