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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9月，四次围剿红军均告失败的蒋介石重新调集五十多万重兵布下铁桶阵，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抗，几经鏖战，红军损失惨重危在旦夕。1934年10月，就在蒋介石准备将红军一举全歼的时候，却发现红军突然不见了。8万多红军将士之所以能在关键时刻跳出包围圈，成功转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红军内部有一支神秘的听风部队。
位于上海巨鹿路391弄的四成里，曾经是法租界。1930年9月，中央命令情报保卫机关——中央特科，在这里创办第一所地下无线电训练班，以培养自己的情报机要人员。后来成为红军总司令部三局局长的宋侃夫等一批人才，都曾经在这里接受秘密训练。
1931年底，由于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叛变，训练班惨遭破坏，幸存下来的人向苏区转移。当宋侃夫等人历尽艰辛终于到达苏区的时候，他们所在的四方面军却连一部电台都没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为此毛泽东、朱德多次下令“无线电台不准破坏，并须收集整部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最先有收获的是红一方面军。
1930年12月30日龙岗大捷，俘虏了张辉瓒师等十来个报务员，其中有电台台长王诤跟见习员刘寅。
王诤原名吴人鉴，曾在黄埔军校6期学习无线电技术，毕业后担任国民党电台台长兼报务主任。龙岗战役被俘后参加了红军。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参加红军后的第4天，就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的亲自接见。
当时朱德说：“你不要看我们现在没有电台，将来我们胜利以后全国的电台都归你们管。”王诤受到了鼓舞，开始努力工作。
就在这次会见的几天后，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宣告成立，王诤被任命为队长。无线电队驻扎在宁都小布村，王铮就住在这户姓熊的老百姓家里，一直到长征开始。
当年和王诤一同加入红军的还有半部电台。为什么是半部电台呢？因为电台由收报机和发报机组成，而红军保留下来的只是收报机，只能收不能发。王诤决定用它来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稿、收听敌军情报，帮助红军了解国民党军动向。红军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就从这半部电台开始了。王诤等人昼夜监听国民党电台。1931年5月15日黄昏，他们在监听到了重要情报。
国民党没想到红军有电台，也没想到有技术人员，用的都是明码通话，说：“我是福田的师部，现在就在福田。”吉安留守区问：“你们明天去哪里？”“我们明天去东固。”
这个消息让王诤截听到了，立即把情报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送去。于是在白云山下设下埋伏，把公秉藩整个师歼灭了。
借助电台监听优势，加上决策得当，以及战士们骁勇善战，从5月16日至31日，红军共打了5次仗，仗仗取胜。初出茅庐的无线电通信为胜利立了特殊的功劳。随着缴获的电台越来越多，各部队陆续都有了自己的设备，但是无线电人才奇缺，急需创办一所学校专门培养通讯兵。
瑞金市叶坪乡文化站站长杨青山介绍说，当年红军通讯学校主体建筑总共有三栋，三十六个房间，设有线、无线、司号、旗语四大专业，前后培养了2000多名学员。
红军通讯学校的墙上字迹和漫画，都是当年在此学习的战士们留下的。当年朱德签署的招生命令中规定,通讯学校选人的第一标准就是政治可靠。这些年轻战士大多只念过小学，但是要求他们不仅要掌握无线电知识，还要掌握中文、英文、数学等基础知识。今年100岁的寇琼波，1933年加入红军，当机要员时年仅17岁。
秦华礼1932年加入红军，1935年9月曾在通校学习。
从当年学员们的课程表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学业充实而有乐趣，除了学习专业知识以外，还有唱歌比赛、趣味比赛、演讲比赛，业余时间帮农民放牛、割草干农活。
从这所学校走出的2000多名学员，构成了红军中最为隐秘的听风部队。加入这支部队的人不少都更名改姓，他们发誓要保守党和军队的秘密，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对于机要通讯人员来说，甚至连记忆都不属于自己，电报的内容送给首长看完以后都不能记住。
在多次交战后，国民党军终于得知红军已经有了无线通讯部队，于是严格使用密码发报，红军的情报工作遇到了新的难题。破解密电的关键在于掌握密码,但这是国民党的核心机密，要想破译，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然而，红军中藏龙卧虎，并不缺少奇才。蔡威，原名蔡泽鏛，1931年，他与宋侃夫、王子纲等人一起在中央特科接受过无线电业务培训，后来他们因为出色的情报侦察工作被称为 “情报三杰”。
蔡威他从小在惠宁（英语专科）学校和同济大学接受了数学、英语教育，当时在红军部队里面算是比较高级的知识分子，为后面密码破译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蔡威是红四方面军二台的负责人。敌军改用密码发电之后，一时难以破译。当时国民党使用的密码，通常用4个阿拉伯数字代表一个汉字，再对照密码本进行破译。可以说，没有密码本，电文就是一本天书。但是军情不等人，1933年2月，蔡威决定与第一台负责人宋侃夫、王子纲一起啃下这部天书。
就在红四方面军蔡威、宋侃夫等人忙于密码破译时，另一个破译高手也没闲着，他就是红一方面军的曾希圣。曾希圣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曾担任中央军委二局即情报局的局长。他破译国民党密码源于宜黄战役的偶然发现。
敌人撤得非常仓促，曾希圣在情报室的电报文稿中发现了翻译出来的30多个字。
这30多个字，虽然残缺却成了打开国民党密码的另一把钥匙，随后越来越多的电报被破译出来。国民党军队为了保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变换一次密码，甚至一篇电文配一套专用的密码。为了应付巨大的工作量，曾希圣把军委二局分成几个部分，他带领一部分人专搞破译，另一部分人专门接收国民党电文。据统计，在长征途中曾希圣率领的军委二局破译的国民党密码版本多达800多种。
1933年，红军在登仙桥附近一举消灭了国民党两个师，国民党名将李默庵心情低落，就给在上海的夫人用密码发了一首诗：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始干。
三年后，周恩来在西安见到李默庵时说：“你的诗写得不错。”并念出了其中的两句。李默庵当时非常吃惊，说这个诗没有告诉任何人，而且是用师部的密电发的，只有他的夫人知道。周恩来说：“我们就破了你的密电了。”
无线电部队不仅及时监听破译国民党的电文，还能把这项特长用得出神入化。1935年3月，红军主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准备南渡乌江。这时曾希圣他们监听密电得知，国民党的周浑元、吴奇伟6个师部队转往东南方向逼近红军主力，同时在乌江南岸还有国民党军3个师的部队。如果两股敌军形成合围之势，红军将面临一场恶战。于是曾希圣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假冒蒋介石的密电。
假电报发出后，周浑元、吴奇伟部深信不疑，部队果然按红军的指挥去往了打鼓新场。红军避免了一场血战，三天后顺利渡过乌江。队伍长驱南下甩掉了国民党20多万的堵截大军，后来叶剑英有过这样的评价“曾希圣不简单，是个可以认识‘天书’的人”。红军领导人对曾希圣领导的中央军委二局是这样评价的：“有了二局红军长征夜里行军打灯笼，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
红军领导人对二局的赞扬，实际上是对整个情报侦察部队的褒奖。1936年10月，二万五千里长征结束。神奇的是，虽然在长征途中红军时时受敌重兵围追堵截，却从未中过一次埋伏。更神奇的是，虽然国民党的电报总被红军破译，而红军的电报却从未被对方破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