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医疗卫生工作提出了14项具体的主张，其中绝大多数内容都与“医改”相关。新医改，以2009年3月17日公布的“关于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为标志；还差3天就满7年了。新医改把“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做为近期目标，把“建立健全覆 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作为长远目标。这些目标完成的怎么样呢？
关于医改，先来看看这样一组数据：2015年，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3项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过 13亿，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医疗卫生机构超过98万个，医疗卫生人员总量超过1000万；国家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财政补 助从2010年的人均15元提高到2015年的人均40元，服务项目从最初的9类41项扩大到12类45项，基本覆盖了居民生命的全过程。对于这张医改成 绩单，与会的代表、委员们怎么看呢？
全国政协委员陈仲强说：“我觉得对于整个这一轮的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在核心上来讲，保证制度建立健全，全民都享受到医疗保险，这是一件了不得的成 就。” 全国人大代表于勇说：“保基本，面对十几亿人口特别是农民，第一次享受了党中央国家的政策，也充分展示了我们国家政策的正确走向，取得了实际的效果。”
医改是个复杂的工程，对老百姓而言，他们最朴素的愿望就是通过医改，能让看病更方便，能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但是今年年初，一则白衣女子怒斥号贩子的视频，触动了公众敏感的神经，也把医改推向了风口浪尖。
看病难，其实有着突出的结构性特点。它主要是难在大医院，基层医院就不难。按照分级诊疗设计，本来80%的常见病应该在社区、在基层医院解决，塔尖上的大医院应该只管20%的疑难杂症。但现实情况却是掉了个儿，80%的常见病都涌向了大医院，那能不难吗？
全国政协委员孙铁英认为：“他为什么不去那儿，就是他有对这个医疗质量，或者说医务人员不信任。所以要推行，让分级诊疗沉下去，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我认为是人的问题，就是医生问题，医务人员问题，一个就是我们的质量问题。”
全科医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家庭医生，是综合程度较高的医学人才，主要在基层承担预防保健、常见多发病诊疗和转诊等服务。而合格的全科医生在基 层的短缺是不容回避的现实。从2009年到2014年，我国卫生技术人员增加了167万多，但主要流向了大医院、大城市，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增加的比例不到 17%。
全国政协委员刘玉村说：“主要还是待遇问题，英国的医生一半是专科医生在大医院工作，一半是全科医生在诊所工作，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他的全科医生挣的钱，比专科医生平均工资还高，我们国家倒过来了。要想留得住他必须提高待遇。”
如何能让好医生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现在从国家到地方都在积极探索。在安徽阜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支两条线管理全面取消，大大调动了基层医务 人员的积极性；而在江苏省，他们对到基层工作的医生，在薪酬、住房和职称评定上，都有优惠政策，并且在制度安排上，他们明确要求，所有三级以上医院的医 生，要晋升高级职称，必须到基层医院工作一年。
全国人大代表王咏红说：“我的县里的医生必须到乡镇，乡镇医生必须到村里，我市里的医院的大医生必须要到社区去坐诊。这样子，就把我们的优质资源，好医生能够沉到了最基层。”
采访中，与会代表、委员对江苏的探索予以了肯定，同时也指出，要真正实现分级诊疗，还需要解决一些体制机制上的障碍。
全国人大代表郭启勇说：“这就涉及到医保支付体系，我是一套支付体系，还是几套支付体系，现在就是几套，这是第一个瓶颈，纵向整合的第一个瓶颈；第 二个利益相关，病人来了，我派人去了，这个钱谁来付，现在我们事业单位是层级式管理，区一级卫生院在区的人事局，市一级医院在市的人事局，我们在省级人事 局，北京就更复杂了，这样的一个事业单位编制造成了，形成不了真正的纵向整合。”
全国政协委员陈仲强认为：“我觉得这个事借鉴（国外），有没有可能在这方面把它打破区域，大医院真正意义上医联体，它的社区还有诊所都是我的，管理 机构，政府把它委托给我管，我来运营，我来给他配制资源，给他配制医生，这样就会很好调整模式，考虑到成本又考虑到在区域医生培养和管理问题。”
放下看病难，再说看病贵。其实“以药补医”，允许公立医院将药品加价15%，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实行了，大家似乎也能接受。压力开始于1985 年，当时的医改提出了“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思路——医院开始创收了，看病贵的问题才凸显出来。2009年，新医改启动，国家重新强调了“公立医院 的公益性质”；到2012年更是明确：十二五期间要全面取消“以药补医”。那现在医院依靠什么运行呢？
取消药品加成之后，公立医院的收入来源就只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医疗服务收费，另一个就是政府的投入。那么，仅靠这两块，能不能支撑医院目前的运转呢？
孙铁英说：“用什么来补呢，我们就希望政府来补，但是财政也就是10%，那么我们大部分是靠什么？靠医疗服务费来支撑的，现在的服务价格就很让我们质疑，它不能覆盖所有的医疗服务价值，不能覆盖劳动的付出和薪酬。”
在北京，一个知名专家的挂号费是14元，一家三甲医院的床位费是24元，一个专业护士一级护理的费用是一天9元钱。这样的价格，显然和医务人员付出 的劳动不成正比。医务人员是医改的主力军，因此，采访中，不少代表和委员提出，在进行药价改革的同时，政府要加大投入，同时调高医疗服务的收费，体现医务 人员的价值。刘玉村委员就把它归纳为三升三降：“把检查费、耗材的费用、药费降下来，提高挂号费、住院费、治疗费，真正医生的劳动，让他的价格有一定提 升，而不是靠那些检查等等去挣钱。”
当然，医改不能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因此，在对医疗服务收费进行调整的同时，医保的报销范围、支付比例也要有所调整。这就是所谓的“三医联动”，也就 是医疗、医保、医药改革要同时推进，这也是2016年医改的一个重要内容。福建三明作为试点城市，2012年就先行开始了“三医联动”的探索。他们在取消 药品加成的基础上，对药品招标采购严格执行“两票制”，就是说药品从生产企业到医院过程中只允许开两次增值税发票，减少流通环节中的加价行为。
国务院医改办专职副主任梁万年介绍：“只能经过两票就必须到医院，而不是六票、七票、三票、四票，因为每开一次发票，它这个价在原来的基础上最少加20%。”
三明市经过测算，医改政策实施三年累计节约药费17.95亿元。把药价降下来的同时，三明市调高了医疗服务价格和医务人员的薪酬，并且将全市26家 医保经办机构整合，实现“三保合一”，对医保支付方式进行改革。而这种“三医联动”的三明模式，得到了与会代表和委员的认同。对于如何更好地让“三医”联 动起来，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全国人大代表郭启勇说：“怎么联动这得需要设计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医疗、医药、医保，尤其是医保，医保支付体系是一个科学的，非常含有技术含量的支付体系，发病率，资金的多少，人口的需求，社会的变革，要来设计不同的报销模式，这才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全国人大代表肖伟建议：“尽快地建立规范的集中采购招标平台，基本药物目录和医保品种的整个招标，应该放到国家卫计委牵头建立的国家级的招标平台，同时，在基本药物目录更新上和医保目录更新上，要及时地进行更新和调整，扩大基本药物和医保目录的品种。”
现在医改进入了深水区、攻坚区，难点还是要啃公立医院改革这块硬骨头。我国有3万家政府投资的公立医院，如果全靠政府投入，显然做不到。那么如何解 决公立医院改革中，政府投入不足的问题呢？今年，全国政协医卫组提交了一份联组提案，要求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医改体制的顶层设计。他们把它形象地 称为“211工程”。
全国政协委员凌锋介绍：“所谓的2可能是2000或者4000县级医院，这个县级医院是管着7到9亿人口的农民，让国家把它全部包下，这样保证基层 能够兜底；那1000所或者是2000所省市级的医院，这个医院是保证公立医院的覆盖面；然后100所或者是200所国家级的重点医院，这个是由国家全力 的，中央财政全力包下来，这么算起来，还有2万多所医院，就可以投向市场或者在政府主导下来面向民间资本，实行公立公办，公立民营混合机制，这样才能够找 出一条路来。”
建立高效、完备的医疗保障体系，是世界性难题。中国政府正为此大力加强投入，协调推进联动改革。社会、市场、媒体、学者，包括每个公民，在这个过程 中其实也都有自己不可或缺的角色。比如，加强宣传、增强信任，会不会促进分级诊疗？打击医闹、维护秩序，会不会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就是养成良好的卫 生习惯，不吸烟少运动，都有助于减轻医保压力。总之，事是大家的，需要大家办，需要协作、理解、正能量，谁也不能袖手旁观、置身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