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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改革开放与中国扶贫国际论坛在北京召开，主题是“国际减贫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去40年来，中国实现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中国的扶贫减贫成果，让国际社会刮目相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我们不应忘记，过去10年，中国是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克拉克说：“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速度之快绝无仅有！”那么，中国扶贫减贫工作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
在大山里住了大半辈子，只会干农活的农民李文成，半年前因为易地扶贫搬迁，第一次住进了县城，有了自己的单元房，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还第一次有了一份工作，小区卫生监督员，每月能领到1500元的工资。
李文成原来的家在距离贵州桐梓县城约70公里的黄莲乡，这里海拔高，基础设施差，气候条件恶劣，贫困程度非常深。在李文成和妻子的记忆中，吃饱穿暖曾经是他们最大的奢望。
李文成一家当时的困境，其实是改革开放前贵州桐梓县不少农户的写照，也是当时中国贫困人口的普遍状况。1978年，我国设定的贫困线为人均年纯收入100元人民币，而达不到这个收入的人有2.5亿之多。
如何改变这种大面积贫困的状况呢？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安徽小岗村的“18个红手印”迈出了农村改革的第一步，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农产品价格调整使农民积极性普遍提高，收入普遍增加。到1985年，中国解决了其中一半人口的温饱问题，农村贫困人口剩余1.25亿，年均减贫1786万。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说：“这个阶段贫困人口的减少主要是依赖改革，特别是农村的改革。制度性变化，比如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市场的改革，让农民有更多积极性从事生产，并且给他提供更多机会，激发农民的积极性。通过这个方式，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率。很多很穷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开始脱贫，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
然而体制的改变并不能解决一些区域性贫困的根本问题。像李文成所在的桐梓县，尽管粮食增产，但自然条件有限，温饱依旧成难题。
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至此，我国的扶贫减贫工作建立起了一套以政府为主导的体制机制。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国力不断提升，这给扶贫减贫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保障，起到了良好的拉动作用。
在此后近30年的时间，国家不断出台有连续性的扶贫政策，设立阶段性减贫目标，针对贫困县、贫困村和贫困区进行了以区域性开发式扶贫为主的扶贫工作。
张琦说：“在扶贫脱贫资助救助的同时，如何从产业和能力发展中提升，更加有可持续性？国家在这方面增加了产业、就业方面的支持，从输血变成造血功能的提升。”
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基本生产条件，帮助农民发展种养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等成为了这一阶段扶贫的主旋律。截至2010年，按照年人均纯收入1274元的扶贫标准，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已减至2688万人，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下降到了2.8%。
2001年到2010年，桐梓县也获得了财政扶贫资金6250万元，但有限的资金对于全县130多个贫困村、十多万贫困人口来说显得有些杯水车薪。
桐梓县的贫困人口依然还存在一定规模，区域性开发并不能解决所有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而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2011年，我国提高了贫困线标准，从过去的年人均纯收入1274元提高到了2300元，贫困人口增加到了1.28亿人。2011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从2016年到2020年，我国要脱贫7000多万人。这部分人，是最难实现脱贫的。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的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中国扶贫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李文成和他的邻居们，这些居住深山多年都没有办法彻底脱贫的困难户被精准识别出来，如何让他们脱贫并且不返贫，成了当地政府必须要攻克的一个难题。
贵州桐梓县黄莲乡芭蕉溪村支书程渊说，请了很多农业方面的专家，都束手无策，因为这个地方的耕地特别陡，根本没有办法耕种，搞发展搞产业特别困难。
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对于李文成家所在的黄莲乡芭蕉溪村高子湾组这种“一方水土难以养活一方人”的地方，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成为一条根本性的措施。2016年，高子湾组24户农户被确定为整组搬迁户，但最初李文成对搬迁并不积极。他觉得没有在城里呆过，工作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李文成的担心不无道理，一辈子种地的农民如何能在城里扎下根？县里创建了服务管理、就业创业和产业发展三大体系，综合解决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和迁后发展。
贵州桐梓县委常委、移民局长王念桥介绍，目前2016年、2017年搬迁的群众，已经每家都保证了一个人稳定就业。
2018年农历正月十六，高子湾组24户农户踏上了搬迁之路，58岁的李文成一家和邻居们也开始进入了脱贫后的新生活。
李文成一家的经历只是这几年来千千万万个经过精准扶贫而脱贫的家庭的缩影。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通过易地扶贫，通过生态保护，通过教育扶贫，通过低保政策兜底等等，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到去年末的3046万人，累计减少6853万人，减贫幅度接近70%；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末的10.2%下降至2017年底的3.1%，年均脱贫人数1370万人，贫困县减少了153个。
今年9月，桐梓县成功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到今年年底，我国将减少贫困县270个左右，减少贫困人口1000万左右，离2020年的脱贫目标更近了一步。
在40年的减贫过程中，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减贫事业给予了不少支持和帮助，同时，我们也为世界的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40年来，中国的减贫成就举世瞩目。从输血式的扶贫到区域性开发式扶贫，再到如今的精准扶贫，回顾中国扶贫40年的历史，扶贫事业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是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是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强力的保障，是持续的扶贫政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目前，中国还有3000多万贫困人口，世界上仍有7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消除贫困依然是中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这需要我们继续加强“国际减贫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