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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意味着，每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时间正式开启。一年来，人民政协紧扣重点、难点，开展调研议政活动，集合众智、协力攻关，在搭建沟通交流、建言献策平台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形成了一个政治协商的新格局。
这辆电动三轮车是江苏大丰农民潘龙标特意为老伴儿看病买来的。老伴儿因为高血压中风瘫痪已有十几年，这几年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身子更加虚弱，血压一有异动，就得赶紧往医院跑，这辆车就是他家的救命车。
就在两年前，潘龙标也患上了高血压，有病只能硬扛着。在农村，空巢老人看病难；在城市，情形同样让人不乐观。上海长宁区的黄老先生几个月来浑身疼痛，夜不能寐，到很多大医院专科反复检查，也没查出原因。黄老伯说，整个检查下来，国家出的不算，自己花了快有两万元了。
黄老伯抱着最后的希望来到社区医院，经验丰富的全科医生诊断，这属于老年人常见的心身疾病。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吕忠梅说：“一方面有一个群体看不上病，一方面有一些群体不需要在那里看病，但是他又挤占了这么多的资源，这个看病难的问题，恐怕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2016年一开年，全国政协三位副主席分别带队赶赴福建、江苏、上海等8个省市，就“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开展专项调研，为此前后召开了9场专题研讨会。
江苏大丰率先进行了家庭医生制度的试点，潘龙标和老伴作为重点人群，和村里的村医小蒋签订了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小蒋每个月上门为两个老人量血压，查看身体状况，根据检测结果随时调整用药或者送医转院，老人的健康状况被纳入家庭医生的规范管理中。
如何让有病的人都能看上病，还要都能看得起病? 政协委员在调研过程当中，反复聚焦，经过多场讨论，认为破解这个难题的一个出路应该是推行家庭医生制度。为保证这个制度能够顺利实施，委员们提出了一套非常详细的激励机制方案。
2016年6月，国务院七个部委联合发文在全国推行家庭医生制度，全国政协提供的包括建立激励机制等四方面的建议在文件中得到采纳。
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这种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进行专题协商，是全国政协着重加强的协商议政新形式，而对于一些相对具体的、切口比较小、群众关注的热点议题则组织双周协商座谈会。
全国政协办公厅研究室主任舒启明介绍：“现在已经形成了以全体会议为龙头，以专题议政性常委会和专题协商会为重点，以双周协商会、对口协商会、提案办理协商会等为常态的协商议政新格局。具体议题涉及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根据这些议题选择与之相匹配的协商形式。”
2016年，全国政协一共组织了两次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3次专题协商会， 16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加上政协的经常性提案办理工作，协商内容涉及精准扶贫、医改、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在完善这样一个多层次、覆盖广、常态化的民主协商新格局的同时，全国政协也在注重丰富协商内容，积极拓展协商的新领域。
这是发生在2015年8月10日的一个看似荒唐的事件：福建省华安县一名74岁的老人到电信局办业务，被告知要开健在证明。当地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虽然给老人开了证明，但在证明的下面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活生生的人在你们面前，身份证、户口本都还在，还要派出所开具还健在的证明，有必要吗？”
2015年8月5日，湖南省冷水江市的杨奶奶因为老年证遗失被要求开具遗失证明。派出所虽然为老人补办了证明，但也在证明的后面附上了这样的话：“补办一个小小的老年证也要经过派出所打证明，有必要吗？”
这种“证明我妈是我妈”的奇葩证明非但让老百姓不满，就连办证明的单位也不堪其扰。各行政单位的权力究竟如何界定，执行起来应该是什么样的程序？究竟哪些权力应该被关进笼子？为此，中央要求省级政府和市县两级政府在2016年底之前基本完成权力清单公布工作。期限到来之时，各地执行得如何？政协委员非常关心。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吕忠梅认为：“这项工作我把它看作既是我们政府职能转变，又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另外一个也是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方面，过去就说要证明我妈是我妈，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去证明，如果我们把权力清单晒出来，让老百姓看到你有什么样的权力，我有什么样的权力，恐怕也是每个老百姓都非常关注的问题。”
2016年底，全国政协对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运行情况进行了监督性调研，并在2017年2月向中央报送了调研报告。
2016年，全国政协对4000多份委员的提案办理采取了重点议案重点督办、紧急的议案抓紧办的方法，把委员们的建议及时通过民主协商的平台传达给相关部门，不少调研报告影响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决策，一些建议被国家“十三五”规划直接采纳。
全国政协委员、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告诉记者：“（游客）黄金周2万人，甚至2万多超过，原来是黄金周，现在已经是夏天的常态，一万多两万，到处都是人。”
2万多人集中在这么小的一个文物核心区域，文物保护的压力可想而知。作为文物专家，樊锦诗从首都来到大漠，50多年的工作时光都留在了敦煌，一生致力于研究敦煌保护敦煌。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游客快速增多，樊锦诗开始在开放与保护中间寻找平衡点。
2003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樊锦诗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建议用高科技的手段让游客在这个中心全面了解敦煌的历史文化背景并观看典型洞窟的展示，然后再去洞窟做短时间的实地参观。这样不仅使游客了解更详细的文化信息，还能极大缓解洞窟保护的压力。2014年，这个提案变成了现实。距离文物核心区15公里的敦煌数字化展示中心，用全新的数字技术和多媒体展示手段，向观众呈现莫高窟的石窟艺术。
一方面对观众进行有效分流，另一方面在所有洞窟设定微环境监测装备，及时调整可能影响文物保护的因素。把科技手段运用在敦煌文物保护的各个环节。
樊锦诗说：“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没有广泛开展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我们文物保护到不了今天，也就说没有这些科技参与，文物保护做不到今天。我拿着莫高窟做例子，尽管全国在科技保护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我们文物利用还有许许多多问题没有解决。”
樊锦诗认为，文物保护不能等，它急切需要国家尽快加强顶层设计，进入国家专项科技规划。2016年，她提交了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科技工作的提案。这个提案被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选为2016年重点提案进行了重点督办。
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驻会副主任田杰表示：“包括二氧化碳，极端天气，还有一些微生物，还有一些洪水或者其它的侵害，对文化遗存损害很大，所以她提这个提案是切中要害。”
全国政协两次组织科技部、文物局等相关部门来到敦煌实地考察调研，并和专家进行多次座谈。在各个部门合力的推动下，2016年年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列入了国务院《“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并设立了任务专栏，提案办理的速度和成效都前所未有。而另一个关于推动冰雪产业发展的重点提案，也在当年就推动了《（2016-2022年）全国冰雪场地设施建设规划》的出台。
田杰说：“去年我们有15位全国政协副主席，22次分别带领督办，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各承办单位对重点提案多年以来也都非常关注，非常重视，应该说重点提案中所涉及到的意见和建议，均得到不同程度的采纳，多数已经落实。”
全国政协办公厅研究室主任舒启明表示：“根据中央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特别是人民政协协商民主这么一个战略部署，要聚焦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特别是瞄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各个领域的重点问题，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重点、特别是短板问题，来广泛地调查研究，深入地协商议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门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做出了制度性的安排，随后中央又下发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这是中央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任务，有力地促进了整个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发展。宽领域、多层次、常态化的协商议政格局进一步形成。今年，全国政协还将就脱贫攻坚、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民主监督等等工作继续积极问诊把脉、建言献策，聚焦改革、助力发展。
